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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的儒生和士族“吏化”趋势如何？基督教社群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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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的儒生士族参与国家官僚体系还仅仅浮于政权的上层，据东海尹湾汉墓简牍资料所反映，国家为儒生所提供的仕进渠道在客观上也的确狭塞，儒生缺乏在中下层的官阶序列中的填充和流动，也就是说朝廷及郡县的属吏仍以文法吏为主。

两汉之际的动荡和政权更迭都有着儒生和士族在其中的身影，因此刘秀也十分重视儒生和儒家思想的作用，并加以限制。“光武帝奉行了一条‘经术’与‘吏化’相结合的路线，它承袭于西汉的‘霸王道杂之’，但又具有更为精巧、成熟的形态；而学士方面对‘霸道’和‘王道’的阐说，也显示法术与儒术已开始了进一步的交融汇合”。

西汉时期的儒生和士族“吏化”趋势如何？基督教社群的变化？

统治者希望通过“吏化”，达成促使士族儒生融入官僚体系之中，不再去拘于“经说”的的“名实”之辩，而应尽心岗位责任。于是光武帝在进一步重用士族、提拔儒生的同时，不断强化对于官僚的管控，文吏被严格绳之于吏事，受到深刻严苛的督责，从而形成“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的架构。

在这种架构下，扩大的选官任用反而迫使儒生在研习经术的同时尽心学习文法，“以吏为绳表”。从而不再是监督和批判现实秩序的角色，转而成为兼具文化教导和技术官僚双重身份的官吏。而经历了王莽改制，接受了复古改革失败的理想冲击的儒生，也就顺势步入了实用主义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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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章帝继位时，国家官僚体系中已充斥兼通经术和文法律令，“尤任文法”的文法吏。例如“少涉儒学，善律令”的陈球，“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的王涣。“吏化”的儒士在经历了精神价值弱化的同时，也全面参与到了官僚体制运行之中，成为了官僚体系的主体。但这种约束和吏化的压迫过于苛刻，以至于引起了士人们的反对和抗议。

所以在东汉政权巩固，章帝继位后，也需要将对于士大夫官吏群体的约束适当放宽。“帝敬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其后遂诏有司，绝钻鑽诸惨苦之科，解妖恶之禁，除文致之请诚五十余事，定著于令。是后人俗和平，屡有嘉瑞”。而章帝在将这些因言获罪的极端思想管控放松的同时，反过来也需要巩固和完善儒家意识形态体系，以在精神层次弥补对于吏治的监督。

基督教社群的变化

关于尼西亚会议前后基督教徒的大体数量有很多种观点，或高或低。但大多观点都普遍认为三世纪中期以后，基督教社群人数发生了绝对人数或相对人数的大幅增长。在经历一系列动荡之后，四世纪初的基督教徒成为了罗马帝国境内不可忽视的力量。

基督教社群本身是有一点封闭的特点，社群内维持着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成为一名基督徒，是不能从妓院、售卖圣像、魔术、占卜或是算命等方式获得收益。不能在外从事演员和教师（因为一般的戏剧和教育中都充斥着多神教神话内容），也不能从事士兵或法官的角色（因为会有杀戮流血的可能）。基督徒以一种相对于当时更高更严格的道德水平要求自身的时候，就为社群提供了一种稳固的情感依附和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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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套以群体道德为团结准则以区分是否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在三世纪后半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一系列宗教迫害的压迫下，这种内向的社群关系发生了变化。在短暂的追害结束后，相当一部分被迫参与多神教献祭仪式的基督徒渴望得到赦免，以回到社群的内部来。由此发生了激烈的辩论，最终，主教们决定，要“区分叛教的程度。

他们反对忏悔者所提倡的通过大赦而轻易宽恕偏离正信的人，主张对每个案件都进行严肃的调查。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减轻了传统的严谨性，为那些不那么有罪的背信者提供了渠道，使他们在证明了自己真诚悔过之后能得以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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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原本丰富内化的基督教会不再是少数一小群熟悉经典、忠诚信仰的信徒聚会。由于理念和方式的改变，接纳了更多需要主教和牧师帮助引导的那些意志更为薄弱的信徒。基督教社群就从一个封闭社区转变为一个教育机构和传播平台，为信仰的更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因为这一转变，基督教不仅宽恕了偏离信仰者，甚至别的教徒也被这种称允许诺拯救和提供可能的宗教所吸引。

这种引导方式的转变深深地改变了教会的本质。”这种转变使得基督教在具有了相当的内部社区数量与组织度的同时，又是一个对外的社会和教育平台。这种结构使得教会社群在度过了罗马帝国的压迫和逼迫之后，反而扩大了影响范围，担当起了全民宗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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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三世纪末期戴克里先的改革，促使了整个罗马帝国的社会中上层阶级的扩张。例如国家工作人员从三世纪初卡拉卡拉时期的三百多人膨胀到三万到三万五千人之多。同时帝国所需要的神职人员也有相当的缺口，这些急剧膨胀的官吏和社会中上层管理者，稀释了原本精英阶层的观念和意志。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新进步入管理阶层和担当领导者的群体的思想观念和宗教倾向同之前普林尼时代，甚至同三世纪早期的精英群体都有所不同。他们更倾向于大众化，也更容易受到基督教宗教思想的影响。

显著增长的基督徒数量

罗伯特·M格兰特在其著作《早期基督教与社会的七项研究》中论述了他对于这一时期基督教徒数量的研究。他反对之前冯·赫特林估算的在四世纪初有1500万基督徒的数据。

西汉时期的儒生和士族“吏化”趋势如何？基督教社群的变化？

在通过对于加沙等地区的文献资料研究之后，认为某些历史学家和神学家对于当时基督教徒的统计是失真的。即便是在四世纪中后期，部分地区的基督徒也不足人口的一半。但格朗的数据其实并不能准确地导出他所支持的结论，也就是基督教获得最终的胜利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影响，也就是君士坦丁的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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